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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僭越(《肃统论》第二卷第三节万少杰著)

2015/12/18 5:07:08 本站原创 工赋 【字体:   点击数:

“意识形态”这个词是泊来品,中国在民国之前都不叫意识形态,而叫道统。中国道统的“天人合一”精神是我们保持“元道”客观性世界观的基因。

民国之前,中国的朝代更替都不会对意识形态(天道)进行根本性的变更,历朝历代的文化变更也只是停留在易服饰,更礼乐,移风易俗的层面上,即使儒家文明不断演变,也只是停留在心性体系上的深化和完善与补充的角度上,从未动摇过“天人合一”的客观性“天道”。

托拉西创制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试图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一个真正科学的哲学基础。再看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象、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比如世界观),存在于共识与一些哲学趋势中,或者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从托拉西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切观念的产生”是指人文思潮的演变,也就是人(思想家或哲学)的主观基因为背景所提出的概念,而马克思的定义却把这种个人意识下产生的个人主观观念与统治阶级衔接起来,这就造成了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僭越道统的理论基础。

意识形态对道统的僭越,在中国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夏朝开始的卡里斯玛原则与礼乐框架体系的反置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汉朝开始的儒家体系入驻礼乐框架的附庸体系阶段;第三个阶段是近代的意识形态入驻礼乐框架的附庸体系。第一个阶段是皇权的权力意志对天道的僭越。第二个阶段是皇权作为国家意志的“行为的一致性系统心理依据”的第五个层次而僭越了天道,第二个阶段开始了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高贵谎言”(the noble lie)的思想类似却不同的僭越。类似在于其开始了第五个层次的国家层面的系统化的“隐恶扬善”和权力意志下的“王化意旨”的人文驯化,不同在于西方的政教一体的神权基因本质僭越了天道的客观性,而儒家却用《易经》保持了天人合一的元道客观性基因(这于上卷《华夏的天道守护体系》中有过阐述)。第三个阶段的僭越是中国本身的历史性颠覆,这种颠覆的理论依据却是源自于西方的用意识形态的个人意志普世化去替代元道的“天人合一”。以此看来,这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被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数百年没有出路的人文运动所裹挟。不可否认,人文运动带给人类的重要意义在于:突破了西方的神权宗教信仰束缚和中国的皇权信仰束缚,让人类走向了民主之路和完成了独立精神的启蒙。但是,并没有为人类找到更完美的“行为的一致性系统心理依据”,直至今天,仍然在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主观意志中进行着历史流变,这样的流变于当下形成了巨大的人文矛盾冲突,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不安和怀疑。

四大文明古国,为何只有中国未曾中断?

翻阅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三大文明的历史,都有一个共性——政教一体化,并且都是有明确宗教体系和创世说的。只有中国从来没有让宗教成为皇权(国家)礼乐框架体系的附庸体系(从未政教一体化)。由于这方面的历史资料和学术著作很多,我就不在此重复其历史来论证此结论。对天道的僭越是有两个前提条件的:一是意识形态的系统性(拥有“行为的一致性系统心理依据”完整体系);二是该体系要成为第五个层次国家意志(政权)的礼乐框架体系的附庸体系。意识形态的僭越若是仅仅停留在前两个阶段,也不会导致文明的传承中断,导致文明中断的是第三个阶段——个人主张(个人哲学学术思想占据了天道的位置)。除中国之外的三大文明古国的宗教创世基因是文明传承中断的根本原因。儒家的天道由《易经》提纲挚领,而《易经》对世界观的阐述也只对天地规律的归纳和应用,并且下切至人文及伦理系统为人所用,这也只是一种人文化的客观态度,并未以一家之言而僭越未知的世界之始末,对世界观阐述的客观态度也是人文理性的基因。

为什么一旦当人为的假设创世或者个人哲学思想体系成为国家意志层次上的世界观的时候,会出现历史性的文明中断必然?也就是说,当所谓意识形态概念上的人为思想成为第五个层次的“行为的一致性系统心理依据”的“伪天道”,就出现国家意志层面的“伪天道”对族群的个人意识灌输。这种强行灌输和伪善的教化是权力统治的使然,与之相随的孪生者——反抗意识就会出现滋长。三大文明的消失和后来希腊文明的演变,再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与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运动数百年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明的不断推翻再不断重建,再推翻,再重建的怪圈。看似西方文明史中思想巨匠灿若星河,都是在不断否定前者的“伪天道”的道路上流变前行。这种推翻和重建就是文明中断的体现。在三大文明古国和西方“伪天道”的历史演变中,对意识形态僭越的反抗,体现在以科学的实证探索研究去突破“伪天道”的创世说和个人意志思想体系的假设僭越。在宗教神权与皇权捆绑的西方历史中,众多哲学家和科学家都牺牲在了教会的绞刑架下。科学求证天道的历史源自于宗教的天象学(天文学的前身),而后地理,再后物理(包括天体物理)、化学,再到社会科学等。在19世纪前,“科学家”这个词都未出现,以前的科学家都以哲学家命名学科,从这一点也能说明西方文明中的“哲学家”的使命源自于对“世界观”(哲学范畴)的认识突破上。当科学理性主义出现的时候,科学开始了从哲学体系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系统——科学理性的意识形态体系。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场运动至今都未结束,因为至今仍无结果和定论。科学的理性精神作为一个系统而成为意识形态体系的时候,它也是僭越的。因为科学的求证精神只能是个过程,对“世界观”及宇宙的认识目前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是处在摸索和假设的阶段,而不是真正的结论阶段。用科技进步的某个阶段去假设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仍然是“创世说”的方式演变而已,并没有达到认识世界的终极。但是,并不是否定科学理性主义的精神意义,而是说,它作为一个学科,应该有其独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只是任何意识形态的体系试图作为国家意志层次的礼乐框架体系的附庸体系都是对“天道”的僭越。没有捆绑国家礼乐框架体系,就形不成国家意识形态对个人意识的强制灌输和伪善教化的作用。

正因东西方对“世界观”的解释态度不同而出现了文明的分化。西方把礼乐框架体系的最高尊位交给了“神”,然后创世,然后宗教化,世间法上的体现是宗教的最高位者拥有无上权力——神的代言者(如法老、教皇等)。这种宗教的国家政权体系化的方式使得西方文明中拥有了两个有别于中国的基因——科学精神和财富精神(资本精神,这方面的论述可以参考马克思韦伯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一书)。科学精神上面已经说过了,至于财富精神,想在这里说明一下。当一个国家的政权体系不是以皇权本身作为终极点的时候,就会出现国家行政体系的家族世袭化(贵族群体)和谋求另一条权力之路——财富。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仕途是获得权力的唯一途径,而权力的最高位者是天子。财富于中国文明而言,只是仕途的工具,官本位权力可以瞬间毁灭个人的财富及一切。就国家信仰的概念而言,中西方的差别自公元4世纪前后出现了两种基因的分化扩张——西方的神权信仰(神权的权杖)基因,中国的皇权信仰(皇权的权杖)基因。尽管西方有过多神教和一神教的进化,还有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运动的成果——基督教的演变成果(教皇与国家权力的分离,新教伦理体系的进化)都离不开其神权基因的文明约束。西方文明直到今天,依然在人文主义独立意志精神与科学理性主义精神的双重纠结中探索着天道的本相,从宗教的灵魂禁锢中解放出来后却一直如游魂一般找不到一个终极归宿。这种状态已然成了世界性的状态,整个世界在西方资本主义精神裹挟下,已经逐渐进入了第三个“意识形态”僭越天道的阶段。

当一切哲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在历史实践中都已经失去了对第五个层次的救赎能力的时候,我们在逐渐习惯用科学的理性精神来解释世界。科学的理性精神是个理性的方法论问题,当作为国家礼乐框架体系附庸的时候,便出现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阵营问题。若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看科学与唯物主义是个悖论。我们可以承认世界的唯物本质,否定宗教及创世说,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人类一直处在以理性精神的方法论试图去解释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而这个过程却是由不断演变进化的人文思想和科学发展阶段性的结论构成的,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历史过程是由唯心(人文创世和科学假设)的理性探索过程构成的。用科学理性和唯物主义思想强行绑架国家礼乐框架体系,会扼杀过程中的人文救赎体系的意义。当世界的真像并未解开,人文精神的救赎体系与科学理性精神的探索方法论是需要并行的。也就是说,需要给前四个层次留有足够的人文救赎体系空间。中国从未篡改天道(除近代之外),所以守一,西方的政教一体才是亚文化的开始,不但篡改了神系,也篡改了天道,篡改的天道就是人的意志,也就是所谓意识形态的演变。清教的进步打破了教皇的权威,却并没有建立独立意志的相应天道体系,虽然尝试交付于科学理性主义的探索,却反被理性主义裹挟。这就是创世自由的关键之一。

说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借鉴意义。

作为《天道的守护体系——儒家文明》,孔子努力让皇权治理下的天下归于大同,而老子却是直接策划了一个没有过程的大同世界。柏拉图的城邦没有统治,不谈心性。有了统治就有了阶级,有了阶级就有了对立和不公平,那样才是所谓正义与非正义的谈论意义,没有统治就无需要意识形态的僭越。老子也许和柏拉图的理想国有意通之处,相对于我们而言,他们那个年代更能感受“无统”的记忆痕迹,经过几千年的人文驯化,思维的禁锢已经很难让人逾越人文道体的临界,自从意识形态僭越理性道统之后,我们不正是在所谓意识形态里流变千年么?儒家试图在卡里斯玛原则与礼乐框架精神反置之后重塑天道的客观精神,老子却越过这个反置过程而直接阐述了人文理性体系下的“世界观”体系,并与形而下的社会人文结构体系形成契合。儒家沿用了《易经》的世界观的客观精神,老子在《道德经》里所描述的“道”也保持了这种世界观的客观态度,并未直言创世说,而是阐述了“道”的生发状态,《易经》是归纳阐述了天道并与人文衔接的的规律性体系。《道德经》把心性的讨论在第三十八章统概于德、仁、义、礼。心性体系的发展是权力对人性的扭曲结果,是谓伪性,老子主张“不言之教”(意识形态的国家意志干预)。同时,老子从另一个角度阐述“道”的生发状态及规律时,却确定了“天道”的神性,而不是神权创世。正因如此,中国传统文化才缺乏了科学探索精神,我们的文化基因中缺失探索人文以外学科的精神原动力。相比于儒家而言,老子在儒家对世界观的客观性态度上的人文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的阐述了“天道”世界观的状态——“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jiǎo),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於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後。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就是天道道统的“元道”。由于《道德经》的立意不同于儒家附庸礼乐框架体系的皇权实用性,使得道家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处在朝、野并行的明、暗两条文化路线的状态。《道德经》有过神性的世界观生发状态的描述,其形而上体系才有生发宗教的理论基础,而儒家没有这个理论基础。

节选自《肃统论》,万少杰著。

意识形态的僭越(《肃统论》节选万少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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